在當今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李克強將山西作為2016年考察的省份，意義重大。山西作為煤炭一大省，曾因煤而興，又因煤而衰，轉型發展，已迫在眉睫。山西省省委書記王儒林在此次的會上也表示，現在是山西“改革開放以來歷史上困難的時期”。其實，產能過剩的行業并不只是煤炭和鋼鐵，產能過剩的省份也并非只有山西，如今產能過剩幾乎蔓延至全國的全部經濟領域。中國的產能過剩是如何產生的?歷史上，又是如何化解的?近日，高敏針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兩次產能過剩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以下為梳理的文章正文。
1997年1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帶著浙江、江蘇、山東的省長在上海安達棉紡廠召開會議，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將虧損嚴重的紡織行業壓錠、減員、增效作為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突破口。像是一個輪回，2016年1月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帶著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等省份主要領導在太原召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工作座談會，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來化解過剩產能。19年過去了，產能過剩卷土重來，而且看起來更加嚴峻，產生原因值得我們深思。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兩次明顯的“復蘇-繁榮-衰退-蕭條”經濟周期，每個周期的末期，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經濟周期：從生產短缺到生產過剩，經濟周期始于1978年，終止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持續了20年。1978年后，人們充滿了對新生活的向往，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各行業的發展都趨于活躍，經濟進入了一個粗放式發展的時期，但受限于當時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主要的工業部門仍然是紡織業和小商品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業，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我國大陸地區成為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紡織業和小商品制造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業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了全國一家“三來一補”紡織企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從此，伴隨著鄉鎮企業發展熱潮，全國雨后春筍般成立了大量的紡織企業，從1980-1990年，紡織業對GDP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超過20%。
從1994年開始，在政府的調節下，紡織業發展增速開始逐步放緩，但由于紡織業占國民經濟比重較大，從業人員多，工作推進難度極大，地方政府在推動降產能的時候并不堅決，過剩產能消化速度低于預期，紡織業全行業艱難。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國內生產過剩雪上加霜，國際需求迅速降低，各行業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不得不實行更堅決的手段，這就出現了文章開頭那一幕。于是從1998年開始，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去產能”行動，實施紡織砸錠，共壓約一千萬錠，同時，撤銷了煤炭工業部，將其直接管理的煤礦下放給各地方政府，并針對煤炭行業的問題相繼頒布了若干政策，關閉了半數以上的煤礦，大量的工人下崗，多個行業幾年內持續負增長。但實際上，當時的“壓產能”只是基于當時經濟條件下，政府人為推動形成的低水平的供需平衡，1998年-2000年開始的去產能，導致了2137萬人下崗，對政府財力和社會穩定造成極大壓力。化解本次產能過剩危機的是1998年開始的房改，1998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布從同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于是，長期壓抑的居民住房改善需求迅速爆發，拉動了水泥、鋼鐵、家電等全社會行業的發展，破解了過剩的產能，并帶動國民經濟重新進入新的增長趨勢。總體來看，經濟周期是我國經濟輕工業化推動的，解決了我國長期以來的商品短缺問題，居民需求極大釋放，其產能過剩也以消費品為主，但筆者認為，壓產并未解決“產能過剩”，反而帶來了千萬人員下崗等一系列問題，解決生產過剩的還是依賴于房改帶來的新需求，這種去產能的方式在當時是否合理仍然值得商榷。
經濟周期：從經濟工業化到服務業化，經濟周期從1998年開始，其中，復蘇和繁榮持續了近10年時間，從2009年開始經濟才開始下行，一直持續到現在。1998年開始的房改開啟了我國新的增長階段，而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又使全國進入新的投資熱潮，紡織、小商品、家電、機械、電子等出口導向性工業迅速發展，人們收入快速提升，對改善住房等生活條件需求愈來愈強烈，消費品和房地產均出現了高度繁榮，不少產品出現了過剩，國內市場無法消耗大量的商品，于是企業紛紛推動商品出口，于是，這一時期，國外對我國的反銷逐步增多，光伏、鋼材等不少商品都經歷了這一歷程，我國為全世界生產幾乎所有中低端商品，成為公認的“世界工廠”。2001年開始，煤炭需求明顯快速增加，2002年取消電煤指導價后，煤炭價格更是報復性上漲，動力煤價格高漲到1000元以上，價格的上漲進一步帶來企業擴大生產，但依然難以滿足國內需求，于是進口煤炭開始逐步填充國內市場，飛速發展的中國帶來的需求，使世界石油、大宗貨物價格飛速上漲，澳大利亞、蒙古等地也開始擴大產能，以滿足中國的需求，于是，產能過剩從國內性變成全球性。 2008年，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開始，國外需求迅速下降，經濟下行趨勢明顯，由于我國已經出現全行業的過剩，幾乎所有行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出口加工行業全線萎靡。為了逆轉經濟下行趨勢，政府繼續采取擴大需求的手段緩解產能，實施了4萬億的投資推動型政策，并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遺憾的是，這些資金很大比例被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并未解決消費品的過剩需求，卻導致鋼鐵、水泥等基礎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進一步過剩，產能被再一次放大。可想而知，這種刺激方式并未起到明顯效果，2011年煤炭達到歷史高點后價格開始回落，同時，鋼鐵、水泥等大宗貨物全線大幅度回落，經濟進入下行趨勢。
回顧過去近40年我國兩次產能過剩的歷程，筆者深感治國不易，也深感提出的供給端改革有多么及時。但我們認識到，當前我國發展實際和外圍形勢已經發生極大變化，本次的產能過剩與產能過剩相比出現了很多新的特點，不應再以傳統思維去考慮。 一是產能過剩從消費品領域擴展到幾乎全部經濟領域。與經濟周期出現的生產過剩相比，本次生產過剩覆蓋了幾乎所有的行業，包括手機、電子設備、小商品、紡織品等消費品，也包括水泥、鋼鐵、煤炭等基礎領域產業，特別是基礎領域的過剩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消費品為主的產能過剩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其重型特征導致的難度和影響可能將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特別要提到的是下崗員工的問題，由于其他行業也過剩，這些職工可能難以安置，將對社會穩定和地方政府財力造成極大影響。二是產能過剩從國內擴展到國際。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資源、商品需求也帶動了全世界的產能過剩，澳大利亞、蒙古等地都新投入了大量的產能來滿足我國發展需求，破解產能過剩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不能再用傳統的國內市場思維去考慮,而應該在全球化市場的背景下進行國際協作。三是消費品產能過剩出現嚴重錯配。與生產過剩相比，本次消費品的生產過剩主要是因為供給商品難以滿足人民大眾日益提高的需求，當然，產能過剩帶來的產業重組也是國內經濟轉型調整的契機。
